二是通过法院实施社会权亦构成对行政权的破坏。

进入专题： 重大突发事件 政治动员 制度优势 应急法治 。[49]一般来说，个别地方激进的防控措施容易引发舆情并很快被上级关注，如果纠偏及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

至于紧急状态下应急措施的实施者，虽然当时一度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紧急状态法》几经波折而最终改为《突发事件应对法》，[60]对此没有涉及，但从当年立法思路转向之前的《紧急状态法》草案来看，拟分别规定为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56]要消解政治动员的这些副作用，实现应急行动在更高层次上的正当化，本来依靠的正是公法上的控权设计，但正如上文所言，这些制度的功能在政治动员背景下恰恰又可能受到抑制。[12]参见钟开斌：《国家应急指挥体制的变与不变——基于非典、甲流感、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比较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15页。实施政治动员首先要将行政目标转换为政治目标，突出强调某个行政目标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将其纳入重要政治议程，赋予全社会为实现该目标集中资源、作出奉献的正当性、迫切性。[89]在新冠抗疫斗争所推动的制度革新中，如何既使政治动员驱动应急行动的经验更加巩固，又使法治在非常情况下平衡公私权的功能得以维系，使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应急和法治的目标兼得，是其中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29]通过政治动员，纵向上，行政目标被转换为政治目标，并由高层政治机关及其领导人发出号召，公共部门中的每个层级都被赋予了响应这一号召、实现这一目标的使命，一竿子插到底。而非常状态下政治动员所蕴含的反科层逻辑又解构了这种治理框架，将行政问题重新转换成了政治问题。这种个体性及其相应的建制安排使得中国人能够按照理性反思来选择并决断对自身来说的美好生活，形成一种可欲的主体性。

相比较而言，法理言说注意到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问题，也努力去表达这一点。而法教义学、法实证主义或法理言说，则可以看作对这种分析进行的提升，提升到或多或少整体性的系统化的层次，为法学专业化提供更精细化的基础论证。在中国主体性的形成过程中采取这种无立场的立场，对中国之外的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他者意味着，从中国的立场出发，但这种立场不是预先具有绝对优先性、绝对有效性的，而是假定的，然后我们的立场与他者的立场发生互动。(42)参见季卫东、舒国滢、徐爱国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尽管苏力教授强调了想象力对法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种想象力既是一种社科的能力，也是一种人文的能力，其中或许有天赋，但至少这种想象力的展开和铺陈是可能通过训练而得以强化的。他主张从中国现实出发，发掘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18)进行社科法学进路的研究。

(44)参见张文显：《法治中国的理论建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93页。这对于破除各种主义先入为主的绝对性、独断性，认识各种观点、信念、看法等的相对性、可错性，从而对于打破意识哲学主体观所具有的独白的自我中心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观所具有的支配性、压制性有很大的效力。毋庸置疑，技术性是现代法律的重要特征。(66)参见马立诚：《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05页。

因此，伴随中国法理学专业化的加强而产生的封闭倾向，导致中国法理学脱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无法追求自身的主体性。本文在此种意义上，运用这对概念分析中国主体性的法律性。(39)依此，主体已经消亡，成为主体也是不必要的。例如，有论者指出：假如我们确实不知道‘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那么有一点可能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转向法学方法。

(14)参见[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67)See 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36. (68)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冠宜译，台湾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235页。

(56)中国法理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权大还是法大等主题进行的争论，乃至确立权利本位论作为法学学科自主性的基础，(57)其核心的追求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独立性、自主性。在知识分子那里也成为或强或弱的共识，体现在对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等的讨论中，(41)体现在各种主张回归中国自身的探究、言说中。

既包括山川、河流、物产、气候等自然性的物质因素，也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性的物质因素，还包括习俗、道德、伦理、宗教等精神性的因素。中国法理学的立场表达这种法律性，进而表达中国主体性，也相应地获得自主性。(52)See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Vol.Ⅱ,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ch e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p.657-658. (53)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5～107页。在此过程中，个体的自主性、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克服其唯私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个体变成具有公共性的人，成为真正的主体，进而在公共生活中，作为主体的所有中国人形成对普遍利益、价值的共识、公意，而其整体性的表达即是主体性的中国。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依据等存在于整个社会生活，即同整体性生活世界的密切联系。法实证主义、法教义学以及依附于它们的各种方法论、思维论研究等自不待言，因为尊重现行法律规范是其理论的基础或前提。

而以此勾画中国的未来并追求中国的主体性，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也是中国主体性言说的有益尝试。

苏力教授把自己限定在从结构功能方面，实用主义地经验主义地解释古代中国的制度构成，认为中国宪制源自经验，却不只是实在和描述的，它们也是规范的，是……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45)从而从农耕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不仅对当代中国，也对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至于到底哪些法律形式适合我国社会，要留待实践检验。

(32)参见[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1页。中国法理学进行这种表达，要从中国的整体出发，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出发，从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民族、语言、风俗等各方面的需要出发，从这些需要中提炼出普遍性公共利益，赋予法律形式以实质内容。

我们需要反思、超越这种对法律形式特征的教条化理解。在此过程中，专家的专业知识只是对公共生活的建议，必须接受社会公众的批判，才可能有效。④参见[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页。就未来而言，其并没有答案，而是蕴含着多种可能性。

对比苏力教授与黄宗智教授进行的中国法律经验研究，他们都对大体相同的中国农村司法和法律进行了研究。因此，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的，法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现代经济和行政管理系统的媒介，另一方面是生活世界中日常沟通的媒介，使得后者的要求贯穿到前者并反馈回来，从而起到充当生活世界的要求和社会系统运作间循环转换器的作用。

他者也以此种方式对待我们。这也是把上文所论的批判性诠释运用于法律领域而把法律看作一个整体并结合现实对法律进行的建构性解释。

中国的主体性体现在这整个过程中，也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就当代中国法理学而言，法实证主义、法教义学以及各种方法论、思维论研究，要么没意识到，或者即便意识到也否认中国(法理学)主体性的必要。

因此，人即使是坏人，(60)法律也能给人们提供稳定的行为期待，建立社会秩序。由此，中国主体性具备了普遍的可接受性。新近流行的对法律科学性的一再重申，(58)则是以科学之名对法律不可随意支配性的教条式捍卫。进入专题： 主体性 内卷化 想象力 。

中国主体性是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下形成的，必然具有中国特色。这首先意味着对中国复杂现实中的各种因果关系进行说明，以清醒地认识和区分可行的与不可行的、可欲的与不可欲的机制、趋势、潮流等，并运用前者作为规范性的资源反思、批判后者，进行说明性批判。

这里的肯定指的是承认包括当代中国法律在内的现实的有效性、正当性抑或合法性。也包括对来自中国过去的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后形成的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

(60)参见[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的道路》，载[美]斯蒂文·J.伯顿主编：《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遗产》，张芝梅、陈绪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5～326页。社科法学在扩张的过程中，也仍旧没有超越个案而形成一般理论。